讀史閱世六十年讀后感5000字范文

　　《讀史閱世六十年》則不然。在“序言”中何公強調(diào)，要把一生“學思歷程都原原本本，坦誠無忌，不卑不亢地憶述出來”，還要有“嚴肅的自我檢討”，以期其“成為學術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參考價值的著作”。下面是小編整理讀史閱世六十年讀后感5000字，歡迎閱讀。

　　讀史閱世六十年讀后感5000字

　　初次知道何炳棣先生，是七十年代中期在中文大學書店買到剛剛出版的《東方的搖籃》。當時正要到牛津哈特福德學院(HertfordCollege)進修，遂藏行篋相攜。這樣，一個空閑而又灰暗的星期六下午，無意中拿起此書翻閱，竟深受吸引不能釋手，一口氣讀完。當然，這主要是受其雄辯而充滿自信的行文，廣博的論證，與周密的推理所打動，至于其所涉及諸問題的復雜背景，以及其在學術界所引起的激烈爭論，則自非外行如我所能夠深悉。翌年回港，無意中又讀到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那是實證性社會史研究，問題較簡單，方法、結論簡潔明晰，即使是外行也感到清楚了然。從這兩本分屬完全不同領域的著作，以及他八十年代有關中國問題的一兩趟公開演講，開始感受到先生的氣魄和雄才。

　　從批判到自述

　　但和先生有直接交涉，則是九十年代我和朋友創(chuàng)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之后不久。一天，編輯部忽然收到何先生親自寄來，以檢討杜維明治學方法為主題的文章。這本剛滿周歲的刊物竟然得到這樣一位前輩投稿，編輯部同仁自不免受寵若驚，然而，應當如何處理這樣一篇旨在“討伐”另一位著名學者的文章，卻也頗費躊躇。斟酌再三之后，我們決定先請杜教授對他的嚴厲批評作出響應，然后同期刊登雙方文章。經(jīng)過這第一輪交鋒，劉述先教授覺得是非未明，要代杜方發(fā)起反攻，我們亦按同樣原則同期發(fā)表何先生的響應。這時已經(jīng)有點硝煙彈雨的味道，編委會乃須訂定行文措辭的“游戲規(guī)則”，幸虧雙方合作，論辯始終未曾逾越學術研討范圍。這樣，有幸得到先生“垂青”，維明兄“應命”(他回應文章題目中的“既驚訝又榮幸”一語，為刊中同事所忍俊不禁，稱引至今)，以及述先兄“仗義”，《二十一世紀》乃得脫穎而出，成為各方矚目的學術論壇——這是我們在《發(fā)刊詞》所曾經(jīng)提及的愿望，但實現(xiàn)之速，則完全出乎意料。

　　此后先生訪港，開始有些交往。這一方面因為他陸續(xù)來稿，另一方面則因為老先生個性率直，談鋒朗健，喜怒愛憎分明，所以輩分相隔雖遠，卻一見如故。以是我也就得與聞先生另一“硬仗”，即九十年代末他與羅斯基(EvelynRawski)關于清皇朝統(tǒng)治基礎的爭辯。這是牽涉到中華民族形成過程及其本質(zhì)，也糾纏上所謂“后現(xiàn)代史學”解構“大歷史”潮流的一場正面而短暫的交鋒，以羅斯基出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的就職演詞始，以何公在該會《亞洲研究》季刊發(fā)表長篇強力反駁文章告結束。此后對方再沒有公開反應——何公形容其宛如在拳賽被“擊倒”，充分顯示他硬朗和童心未泯的一面。從事后的評論看來，羅斯基講詞背后的具體研究雖然細致，其論旨之偏頗過火卻難以否認。時興的“后現(xiàn)代史學”率多如此，不足為怪，但倘非碰上如先生之才氣縱橫與性格豪邁者，也就得以引領風騷無礙了。

　　前年何公來港，有機會作半日閑談，與聞不少治學往事，也初次得知先生正在撰寫自傳。此后不久，即得香港商務印書館寄來大疊手稿影印本，于是很榮幸，有機會先睹為快了。當時只斷斷續(xù)續(xù)看到書的后半部，未窺全豹，對其頗為復雜的結構以及可謂包羅萬有的內(nèi)容未免感到迷惑。數(shù)月前終于奉到洋洋四十萬言的《讀史閱世六十年》，捧讀之下才恍然明白，先生這部氣魄宏大的“學術回憶”其實是負擔了自傳、史料匯編、學術論述等多種不同編撰功能，所以結構、行文和當今的“多媒體、多場景、多角度”表達方式不謀而合，那是有內(nèi)在必要的。先生年臻耄耋，所作卻與新觀念并不脫節(jié)，適足以反映他心智活躍，性格倔強一如往昔，完全未曾受到歲月消磨。

　　有我與無我之境

　　的確，此書中那位在運動場上虎虎生風的健將，在試場和國家掄才大典中所向披靡的才子，在北美學術圈中堅忍卓絕，氣壯山河的怪杰，又怎么可能以不動聲色、平鋪直敘的自述為滿足呢?一部循規(guī)蹈矩、順流而下的自傳，又怎能容納得下他那些令人目瞪口呆亦復悠然神往的青少年反叛和戰(zhàn)斗往跡，他那眾多親戚、師長、朋儕、同窗、學人的記載、事略、評論，還有他本人跨越古今，出入社會史、經(jīng)濟史、思想史、考古、考據(jù)、歷史地理學等眾多領域的學術工作綜述，以及他對平生每一事件、每一爭論，乃至內(nèi)心種種期待、困擾、得意、豪情的披露、反省和剖析?顯然，以何公經(jīng)歷之波瀾壯闊，以及二十世紀之復雜多元，變化萬端，沒有相應筆法和章目結構，是絕不可能將他和他的世界充分描繪出來的。

　　不過，當然也難說絕不可能。例如，另一位史學大師錢賓四先生的自傳《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其內(nèi)容所牽涉的，其實也同樣廣泛駁雜，同樣包含了敘事、論學、論事、知人論世、感懷等各種不同成分。然而，其體裁、行文卻極其簡單自然，有如信步庭除，隨手拈來，起承轉折宛若無痕。這樣看來，兩者分別似乎只不過是文筆差異——也就是錢先生沿襲了傳統(tǒng)文風，何公則更受現(xiàn)代學風影響。不過，從文筆差異亦往往可以窺見更深層、更基本的分歧。在錢的自傳中，一切故事、議論、感慨無不以賓四先生本人為主體，也就是事事從他記憶浮現(xiàn)，從他眼中看見，從他胸臆抒發(fā)出來。憑借此主體，全書的千頭萬緒遂得以融會貫通為一。所以，這部自傳的精神在于書題中那兩個“憶”字：既為追憶，則無論所涉題材若何，其觀點必然統(tǒng)一于“我”，其行文亦自較為暢順。

　　《讀史閱世六十年》則不然。在“序言”中何公強調(diào)，要把一生“學思歷程都原原本本，坦誠無忌，不卑不亢地憶述出來”，還要有“嚴肅的自我檢討”，以期其“成為學術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參考價值的著作”。因此本書不以個人經(jīng)歷和感受為限，還著意包括背景的鋪陳、事件的分析、學術觀點的論述，乃至來往書信、學術評騭報告、各種出版及檔案文獻，以及種種原始數(shù)據(jù)，例如考試分數(shù)、試題和課程編排的記錄，等等。顯然，何公并不以主觀回憶為滿足(雖然這也是書中重要部分)，而還要以一位史學家的客觀精神來探究、分析、論證其本人以及其師友的歷史，并且更要為此論證而提供第一手材料。這客觀性的追求無疑導致了，也決定了本書的自述、歷史、史料這三層立體結構，以及其駁雜的編撰體例。就作者意圖而言，本書重點并不完全在主觀的“我”，而毋寧更在客觀的，身外的“事”——也許，更應該說，是在通過反省、論證和數(shù)據(jù)編排而客觀化的“我”。

　　不過，“歷史的客觀”是個相當?shù)踉?、滑溜的觀念?？铝治涞滤^“所有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固然過分，但個人的思想、感受、判斷則肯定不能夠排除在歷史以外。例如，即使是主觀回憶如錢先生的自傳，無疑也是客觀歷史的重要部分，也同樣具有客觀史料價值。但這樣一來，《讀史閱世六十年》三層立體結構的獨特意義又何在呢?說得更直接和冒瀆一點，此書所詳細論證并且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的許多事件，其煢煢大者如1936年底先生與清華大學學生會的沖突，其開展北美學術生涯之初所遭遇的數(shù)度挫折，以及其扛鼎之作《東方的搖籃》在學界所引起的恩恩怨怨與明爭暗斗，都莫不與先生個人有重大直接利害關系。既然如此，那么書中論證是否不偏不倚，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是否完整而沒有選擇性，原則上就都必須重新接受全面檢查和質(zhì)疑。換而言之，原則上“自我客觀化”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本書雖然力求客觀詳盡，恐怕也無法達到“無我”之境，也難以就此被全盤接受為歷史真實。當然，話也得說回來：在客觀世界的法庭上，這些論證、資料雖然不等同于定讞之詞，卻無疑構成了一份完整和堅強有力的申辯書，欲加否認，就必須提出旗鼓相當?shù)姆醋C。何公此傳的特殊意義，主要當在于此。

　　人如其傳，傳如其人

　　傳如是，何公本人亦何獨不然?當然，人如其傳，傳亦當如其人，一本真正的自傳，不但在其內(nèi)涵，更應該在其風格、結構充分反映傳主本色。在這點上，風格南轅北轍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與《讀史閱世六十年》可謂異曲同工，同樣能將傳主迥然相異的精神面貌呈現(xiàn)于讀者之前。而他們之間的差異，除了稟賦相異以外，恐怕更是其背后不同文化與時代的反映吧?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著重和所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亦即“其所異不勝所同”;其所最感痛心憂慮的，則是“道術將為天下裂”。在此和諧與大同理想的背后，自然還有一個長達三千年之久，逐步趨向于融合、一元的文化與政治傳統(tǒng)。而毫無疑問，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在無錫七房橋世界中成長的錢先生，正就是這大傳統(tǒng)所孕育出來最自覺、最純粹、最有代表性的傳人。

　　至于在新文化運動當中出生于一個從杭州遷居天津家庭的何公，文化背景就復雜得多了。這其中有得自于家教和私塾的傳統(tǒng)文化，有南開中學的嚴謹新式教育，更有三十年代薈萃全國精英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之陶冶，特別是蔣夢麟、蔣廷黻、陳寅恪、雷海宗、吳宓、潘光旦、馮友蘭那一大批學貫中西，對傳統(tǒng)情懷各異的著名學者之教誨和潛移默化。這是個英才俊發(fā)，競爭激烈的環(huán)境，在其刺激和熏陶下，青年何炳棣很自然地養(yǎng)成了無論在運動場、試場，或者學術論壇上都那么勇往直前，都以其強大戰(zhàn)斗力、沖擊力自豪的性格。這一切，加上自幼即為父親所深植于腦海的“考清華，考留學”以求出人頭地這個大方向，是塑造他一生志向、憧憬的最基本因素。這早年的培養(yǎng)、磨練、激勵，當亦是日后他能夠克服多番挫折，考取公費進哥倫比亞大學，以“扎硬寨，打死仗”，梳爬大量史料的方式創(chuàng)新立說，以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奮勇前進，而終于得償夙愿，卓爾立于美國第一流學府的動力和原因吧。有此經(jīng)歷，他治學講求創(chuàng)新與實證，服膺科學方法而少所假借于傳統(tǒng)觀念，吸收“有人挑戰(zhàn)，必須應戰(zhàn)，否則不易受到人家尊敬”的經(jīng)驗，與同儕學者“所同不勝所異”亦在所不計，那自然不會令我們感到驚異了。

　　然而，自幼即在父親督促下研讀經(jīng)史，又曾經(jīng)出入魯大、清華、燕大、西南聯(lián)大之門十余載的何公，無論其對西方文化、體制如何欽慕，亦不可能忘懷中土。西方學界是激發(fā)他心智的競技場所，更為他提供了水銀燈照耀的學術舞臺，卻難以成為他安身立命之地。至終，作為一位具有高度自省、自覺精神的歷史學家，他不能不深切感到必須通過學術與文化上的回歸，其生命意義才得以彰顯，得以完成。這是個漫長的旅程。六十年代中期，他有感于楊聯(lián)陞教授的忠告，“要開始作前代的較大課題，以求達到既‘博’又‘通’的地步”，乃有七十年代第一部綜合性和溯源性，而非僅僅為考證性與分析性的巨著《東方的搖籃》出現(xiàn)，那也許可以視為這旅程的開始。然后，以1971年重入國門與翌年投入釣魚臺運動為契機，他的目光、心思開始向東方回轉，故而此后回國講學日益頻繁，和1990年重回臺北“中研院”，那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其回歸旅程之真正到達家園，則在于晚年受了只有治思想史“才能對中國歷史作‘畫龍點睛’的工作”這句具有傲骨的漂亮話刺激，而終于全面轉向這一領域。

　　回歸之旅

　　觸發(fā)這轉變的，似乎是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對杜維明的推介。何公為此所發(fā)第一炮引出來的，正就是本文開頭談到的“克己復禮”之爭那段公案。其后十年間，他在《二十一世紀》、《哲學研究》、《中國文化》、《燕京學報》、《中央研究院集刊》等多種中文學術刊物陸陸續(xù)續(xù)發(fā)表多篇大塊文章，題材幾乎全部屬于先秦兩漢思想史的考證與探討，所論遍及儒、墨、道諸子，以及天、禮、宗法、人本主義等傳統(tǒng)思想中最根本的觀念，其所用資料之詳細與全面，論證之精辟，見解之戛戛獨造，迥異流俗，都是令人驚詫贊嘆的。至此，先生超過半個世紀的史學工作也就的確得以“畫龍點睛”了。

　　其實，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何公去國之后這半個多世紀間，中土學界也已經(jīng)滄海桑田，非復舊觀。三十年代錢賓四先生所游心其中，“有所捧手，言歡相接，研討商榷”的那個學術環(huán)境，眾多“學有專長，意有專情……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的文史教授所交織而成的那些學人圈子，乃至師生群相論難，日常講課亦“幾如登辯論場”的熱熾風氣，都已經(jīng)煙消云散，一去不返。這固然和政治與社會巨變有關，但更根本的，則是五十年代以來，古代遺跡、文物、文獻之如滾滾洪流大量出土，引發(fā)史前史、古史、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的蛻變，影響所及，古代思想史自亦逐步趨向高度專業(yè)化。而且，如余英時先生近作《朱熹的歷史世界》顯示，今后中古以降的思想史亦不免走上相同道路——只不過其素材是浩如煙海的傳世文獻而非出土文物而已。在西方觀念沖擊之下，文化大傳統(tǒng)之破裂自是勢有必然，但今日實證性研究之全面進入歷來最“傳統(tǒng)”的思想史領域，恐怕也非何公當年焚膏繼晷之際始料所及吧?

　　猶記中學時代在《自由學人》雜志上初次讀到英國史家屈范連(GeorgeM.Trevelyan)的自傳，立即為其所娓娓講述的治學環(huán)境以及寫作生涯所吸引，而特別感到印象深刻的，則是他所說：在此熟悉的土地上，前人和我們同樣真實地生活過，“但是現(xiàn)在都沒有了，一代隨著一代全告消滅，如同鬼魂到了雞啼時候，消滅得干干凈凈……這是人生中我們最熟悉、最確實的事實，但也是最富詩意的”。其實，人如是，學術風氣、傳統(tǒng)亦何獨不然?其變化雖然有徐疾緩速，但何嘗不也總是不舍晝夜地與時推移，以迄陵谷變遷，無可復識，令人徒添鶴歸遼東之嘆?何公在變動中的華夏成長，其后長期浸淫于西方學界，至終又向中國學界回歸，他思想上這往而復返的大回轉的奧德賽之旅，不正就是大傳統(tǒng)瓦解而又重建的最原始動力嗎?無論如何，從二十世紀開始，人文中國即已再臨“道術為天下裂”的危機，其重新整合則十分遙遠，可以說仍然隱藏在未來迷霧之中。不過，在全球化潮流高漲的今日，這已經(jīng)不止是中國，而是整個人文世界的問題了。

　　讀史閱世六十年讀后感5000字

　　近年來讀過不少傳記和回憶錄，如果對傳主或作者稍有了解，往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倍感親切，因為所傳所憶加深了自己以往的感受;一是恍若隔世，因為所傳所憶居然與原有印象完全不符。對其矯揉造作、涂脂抹粉處更覺惡心。有些書結構機巧，文字可讀，如果用于寫小說散文，或許稱得上佳作。但傳說和回憶錄應屬紀實，離開了真實，還有什么意義?海外某女士前些時著書，自稱為某人私生女，轟動一時。面對各方質(zhì)疑，該女言之鑿鑿，聲稱完全事實。無奈漏洞百出，以后不得不改口，稱之為文學作品，令人嗤鼻。

　　20年前，我有幸去芝加哥大學向何炳棣先生求教，又蒙先生慨允翻譯他的名著《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前幾年他來上海時也有機會謁見，對他的求真學風、率真態(tài)度有切身體會?，F(xiàn)在讀到他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印象最深的也還是他的真。

　　何先生對史學的貢獻自不待言，如前面提到的那本名著出版于19 59年，但迄今無人超越。我與同人研究中國人口史粗有成績，在理論和方法上多以此書為基礎。但何先生在“閱世”方面也有其特立獨行：他在清華求學時的政治態(tài)度，曾被左派列為“反動”。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全力投入“保釣(魚島)”運動。后期他是最早訪華的旅美學者之一，并且通過發(fā)表文章、作講演，盛贊新中國的成就。1979年鄧小平訪美時，他曾以全美華人協(xié)會副會長身份主持歡迎宴會。他于1975——1976年度當選為美國亞洲學會會長，是迄今唯一的華裔會長。作為臺灣“中研院”院士，卻斷絕聯(lián)系達22年，晚年才重新恢復。對此，他都沒有回避，有的還作了相當詳細卻令人信服的真相說明。就是暫時不想說的，也態(tài)度明確，如對有的文章“愿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nèi)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所以我應該將此書推薦給史學界以外的讀者

　　讀史閱世六十年讀后感5000字

　　近年來讀過不少傳記和回憶錄，如果對傳主或作者稍有了解，往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倍感親切，因為所傳所憶加深了自己以往的感受;一是恍若隔世，因為所傳所憶居然與原有印象完全不符。對其矯揉造作、涂脂抹粉處更覺惡心。有些書結構機巧，文字可讀，如果用于寫小說散文，或許稱得上佳作。但傳說和回憶錄應屬紀實，離開了真實，還有什么意義?海外某女士前些時著書，自稱為某人私生女，轟動一時。面對各方質(zhì)疑，該女言之鑿鑿，聲稱完全事實。無奈漏洞百出，以后不得不改口，稱之為文學作品，令人嗤鼻。

　　20年前，我有幸去芝加哥大學向何炳棣先生求教，又蒙先生慨允翻譯他的名著《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前幾年他來上海時也有機會謁見，對他的求真學風、率真態(tài)度有切身體會?，F(xiàn)在讀到他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印象最深的也還是他的真。

　　何先生對史學的貢獻自不待言，如前面提到的那本名著出版于19 59年，但迄今無人超越。我與同人研究中國人口史粗有成績，在理論和方法上多以此書為基礎。但何先生在“閱世”方面也有其特立獨行：他在清華求學時的政治態(tài)度，曾被左派列為“反動”。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全力投入“保釣(魚島)”運動。后期他是最早訪華的旅美學者之一，并且通過發(fā)表文章、作講演，盛贊新中國的成就。1979年鄧小平訪美時，他曾以全美華人協(xié)會副會長身份主持歡迎宴會。他于1975——1976年度當選為美國亞洲學會會長，是迄今唯一的華裔會長。作為臺灣“中研院”院士，卻斷絕聯(lián)系達22年，晚年才重新恢復。對此，他都沒有回避，有的還作了相當詳細卻令人信服的真相說明。就是暫時不想說的，也態(tài)度明確，如對有的文章“愿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nèi)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所以我應該將此書推薦給史學界以外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