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

　　生活不只有詩和遠方，還有眼前的茍且。

　　兩個極為相似的句子，沒什么波瀾壯闊，也沒什么引人深思的道理，但是卻傳播極廣。因為這兩個相似的簡單句子，精準到可悲地描述了絕大多數(shù)人的生存狀態(tài)。這個絕大多數(shù)當然不只是包括我們，就算是遠在明朝萬歷年間，乃至于更遙遠年代的古人們，也依舊跳不出這個大多數(shù)。他們窮其一生所做的，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詩和遠方以及眼前的茍且中，尋找一個可能從來都不存在的平衡點，以此慰藉自己，從而能在明朝混亂的官場中求得一席之地，而又不必被自己的良心所譴責。

　　萬歷年間的首輔申時行可以說是明朝多數(shù)官員的典型之一，這位在當時位極人臣權同宰相的大官，歷經(jīng)了各種風雨，從內閣的末尾爬到首輔的位置，期間艱辛不必贅述。按理來說，一個曾經(jīng)高中狀元的內閣首輔，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存在，總該是個很威風的人，但是這位首輔跟他的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比起來，真是一點都不威風。而因為提拔他的前任首輔張居正在當時的名聲已經(jīng)臭了，因此這位首輔豈止是不威風，甚至是有點卑微。

　　申時行的歷史風評不太好，他在位期間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和稀泥，而這也構成了大多數(shù)人對他的看法，大家不認為這位首輔有什么值得稱贊的功績，以至于很多人都對這位狀元持輕蔑的態(tài)度。但事實上，一位狀元怎么可能沒有一點能力？申時行雖然看上去沒什么政績，但事實上，對于當時的官場，他看得很透徹。至少這位任期達八年半之久的內閣首輔，對于當時多數(shù)官員的心理狀態(tài)是了如指掌的。

　　申時行并非是一開始就是個和稀泥的和事佬，曾幾何時，他也懷有打造一個“萬歷之治”的理想，但是受到皇帝無心禮教，滿朝上下都只顧著打著道德理想的名號滿足一己私欲的打擊后，他的追求終于變成了最低限度的“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對于如何達到這個最低標準，申時行提出了一個理論，也即是官員的“陰陽”，“陽”指的是官員的理想，而“陰”則代指官員的私欲，放在現(xiàn)在，也就與詩和遠方以及眼前的茍且有些異曲同工之妙。他指出“陰陽”同時存在，而不論通過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滅其中的任何一方。對官員們的本質做了如此簡潔而形象的描述，不能不說他對官員們的心理有很深的了解。他通過這個學說得出了一個結論，達到這個最低限度標準的手段，就是調和陰陽。表現(xiàn)出來，就成了“和稀泥”。

　　申時行的這種發(fā)現(xiàn)放在當時可真是一頂一的前衛(wèi)，他敢于把這種東西說出來實在不失為一種勇氣。他對官員的了解之深，無愧于他首輔的名號。應該說他其實發(fā)現(xiàn)了自己應該使用的方法，但最后，他的行為卻變成了和稀泥，幾近是單純地去滿足所有官員的私欲，或是將這種私欲引導向其他的地方。專注于“陰”而不能很好地發(fā)展“陽”，專注于眼前的茍且而最終忽略了詩和遠方。使得他的行為只能是將隱患埋藏起來，留待他被迫卸任之后一并爆發(fā)，表面看起來他的任期風平浪靜，但在水面下潛藏的暗流卻在一天天地積蓄力量，等待著有一天鬧個天翻地覆。

　　申時行自己并不自知，確實，當時看上去他很好地調和了陰陽，在遠方和眼前之間找到了所有人都喜歡的一個完美的平衡，他好像達到了自己的目標，也就能躺在自己的“遠方”自我陶醉?？晌覀兒笕嗽倏礆v史，細細思索，他的卸任，如何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呢？

　　申時行的例子，其實可以套用在當時的很多官員身上，他們往往以為自己將事情處理得天衣無縫，認為自己站在大義的一邊，站在仁義道德的一邊，享受著到達“遠方”所帶來的愉悅。他們沒有想過，“遠方”真的是那么容易到達的嗎？“遠方”真的是可以到達的嗎？可惜，申時行本來已經(jīng)站在了突破這個溫柔鄉(xiāng)的門檻邊上。

　　申時行代表著蒙蔽自己的大多數(shù)。雖然連首輔都沉浸在看似是“遠方”的“眼前”之中，但當時的明朝官場或許并不是沒有人做到在“遠方”和“眼前”之間找到一個最恰當合適的關系。

　　這個人是個十分出名的民族英雄，那就是薊州總兵戚繼光。

　　對戚繼光的記載其實是毀譽參半的，雖然現(xiàn)在很多人會把戚繼光描寫成一個完人，但其實僅論操行，豈止遠比不上海瑞這樣的清官，就算是一般的普通官員（明朝官俸微薄到養(yǎng)不起家，官員弄一點化外收入養(yǎng)家糊口無可厚非）他也比不上。為了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求得生存，戚繼光會給那時的首輔張居正送禮，禮物應該是很貴重，就算是平時生活比較奢華的張居正也不好意思收太多，象征性地拿一點，然后剩下的還給戚繼光，由此恐怕能夠很輕易地想象出禮物的貴重程度。稍微了解明朝的人都應該知道，明朝的俸祿低得令人發(fā)指，那么如此貴重的禮物從哪里來的，似乎就無需多言了。

　　戚繼光貪了這么多，我們后世還依然把他看做民族英雄不是沒有原因的，其一當然是因為他南滅倭寇，北御韃靼，戰(zhàn)功彪炳，其二則是他雖然貪墨，但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貪墨的其中一部分實屬必要，使他的過錯顯得小了一點。戚繼光在成為總兵的過程中，張居正可謂是如日中天，國家大事雖然有張居正處理，但是在很多地方依然是烏煙瘴氣。例如張居正并不反對送禮，其他的官員都送禮，就你戚繼光不送，難道是不想要烏紗帽了嗎？還是嫌棄自己官階太高想要低一點？當時的中國，將才很少，幾個總兵中能頂用的很少，這時為了保證自己的才能得到發(fā)揮，倭寇和韃靼不會威脅到民眾，那么送一些禮物來保證才能充足的發(fā)揮空間就情有可原了。而事實上，有了張居正的支持，戚繼光確實更好的保衛(wèi)了邊關，而同時又沒有利用張居正的信任而謀更多的私利，由此可見，戚繼光即使存有一些合理的私欲，其理想是一直不變的，那就是保護民眾的安全。這個才是申時行所推崇的陰陽調和，保存部分無傷大雅的私欲的同時，行正義之事。

　　在當時緊急的軍事環(huán)境下，內部的一些諸如貪墨之類的事情便顯得小了，實在是火燒眉毛。當然，戚繼光本人確實可能存有貪墨之心，在這里也并沒有為貪墨這一行為辯護，但是史書記載他不事私蓄，那么真實目的到底如何，因為史書中很多自相矛盾的言語，也就顯得不甚清楚，因此在本文中不做討論。

　　假如我以上的論斷還是正確的，戚繼光貪污的緣由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話，那么這種錯誤的行為就還可以原諒。而這就顯示出一個在當時環(huán)境中的平衡點，也是戚繼光可能相信的理論：眼前不得不行的茍且，都是為了遠方的詩和光明。在迫不得已之時，為了達到真正的“遠方”，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之下，便應該妥協(xié)于眼前的茍且，但與此同時，自己的眼睛應該一直看著那個可望不可即的遠方，并且保證自己所做的一切妥協(xié)都有其意義，同時危害最小。

　　朱熹所謂：“存天理，滅人欲?！睂嵲谔h了。人既然生存在天和地之間，自然不可能事事盡善盡美。與其讓一個時代出一兩個存天理滅人欲的圣人，剩下的全是市井小民，不如每個人都能達到一個更加簡單的標準，讓每個人都保留自己的一點私欲，而大體上行正義之事。我們普羅大眾，雖然要向著“遠方”不懈前進，但也不該對眼前的茍且過分苛責，以至于被自己加諸的苦難折磨，從而只知道抱怨眼前，失去向“遠方”前進的動力。

　　假設能夠做到存私欲行義事，可能就達到孔子所謂的“仁”了吧。